撤校后的贫困乡村

更新时间:2012-03-02 16:51:57    来源:小黄    阅读:1705次

教鹏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自习读书。摄影/ 韦亮
教鹏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自习读书。摄影/ 韦亮
田家岔小学,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在教学生读书。摄影/ 韦亮
田家岔小学,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在教学生读书。摄影/ 韦亮

  撤校后的惊心动魄

  一项进展10年的国家政策,正改变着农村孩子、家庭和乡村,进而影响中国

  本刊记者/陈薇

  1988年,美国华侨杨贵平第一次来到贵州农村,当地一些苗民虽然贫困到和耕牛同住一屋,却自豪地对她说,他们虽然穷,但是有苗歌苗舞,要共同建设家乡。

  然而当她最近一次去那里,留在村寨里的老年人向她抱怨,因为穷,他们什么也做不了,穷得完全没有希望。

  在杨贵平看来,这个失去希望的村寨,正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无数乡村的缩影:学校被撤,年轻人流失,村庄加速死亡。作为一名美国高中教师、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,她得以认真审视已进展10年、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项国家政策: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。

  2001年5月,国务院《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规定,“按照小学就近入学、初中相对集中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,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。”

 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,合并需适当,方便学生就近入学,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,然而,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,各地执行标准并不统一。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,有的县城,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。至此,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初中、小学撤点并校运动。

  据教育部发布的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:我国小学数量,从2001年的49.13万所,减少到2010年的25.74万所,降幅高达47.6%,小学在校生人数则从12543.47万人减少到9940.70万人,降幅仅为20.7%。

  2011年年底校车事故频发,或许正昭示着重新讨论这一政策实效的时机与可能。

  撤点并校的“马太效应”

  “幼雅”,黑板上写着这个词,一位40多岁的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:是不成熟、不懂事。怎么念呢?是“yòu yǎ”。孩子们小声议论着,老师却毫不察觉。

  这是余凯2010年10月在山西省石楼县一所乡村小学调研中所见的一幕。余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,他说当时如坐针毡,却又不好意思当场纠正。另一位数学老师上课时,他开始沉不住气了。这位老师画圆的办法是,一手支在圆心,另一只手拿着破抹布转了一圈。

  “你们没有圆规吗?”下课后,他问。老师回答,有圆规,不过锁在教务负责人的柜子里,应对上级检查。

  “乡村小学里的课,真有点惨不忍听,”与县城小学有模有样的课堂比较之后,余凯摇摇头,颇为感慨。2010年,石楼县的小学数量已从曾经的400多所减至50多所。

  2010年11月,国家财政部规定,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,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。也就是说,以人均400元计算,即使是一个只有10名学生的小学教学点,每年也应该得到4万元经费。

  可是,教学点不一定能够自主支配这笔钱。在石楼,教学点或完小的师资、经费、器材等由中心校统一管理。中心校统一结算教学点的水电费单,为教学点送去课本习册、羽毛球拍、红色水笔、甚至是蜡烛,全部以实物形式。

  根据上级精神,石楼县制订了“大学校促发展,小学校保运转”的指导方针,在此指导下,那些学生数较少、暂时未被撤并的教学点或完小,很难得到青睐,新购置的器材、多媒体设备,包括国家公开招聘用以充实农村教师力量的特岗教师,也是被优先安置在中心学校。

  因教学条件不足、教师水平有限,从农村教学点升至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,基础普遍薄弱。有老师发现,从村里转到中心小学的一个四年级孩子,写字时还分不清应用左手还是右手。

  2006年和2008年,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卢珂、杜育红两位老师,分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县的32所小学共787名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并分析数据后发现,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村完小—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局调整的策略;但研究还发现,未经历布局调整学生的数学、语文成绩均显著高于经历布局调整的学生;此外,受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,多是家境贫穷和少数民族学生。

  “我们现在的统一政策都是为90%设置的,”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,“对于最难办的10%,能不能有特殊的政策?”

  “不是教学质量低就应该被撤并,地方政府恰恰应该让更好的老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,提高当地教学质量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源高度集中。”余凯则表示,这样解决问题,出发点就值得商榷。

 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,部分初中学生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。一位西部地区的初中老师曾用“三二一”向杨贵平概括当地的初中状况:初一如有300名学生,初二时可能还有200,到初三就只剩100名了。那些流失的学生,有的是家庭困难,有的是成绩不好而干脆外出打工。

  撤点并校,一方面的确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,另一方面,又制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“马太效应”,即在农村内部,在乡、村两级教育资源上,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。

  问题迭出的寄宿生活

  校车与寄宿制学校,一般被认为是解决“撤点并校”后学生上学路程过远的两大方式。然而,在多为山区的中西部,寄宿制学校被列为首选。

  从2001年起,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采取免交杂费和书本费、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(简称“两免一补”)的政策。2004年,中央又决定实施“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”,总共投入100亿元,新建、改扩建一批农村寄宿制中小学。

  不过,梁晓燕发现,寄宿制学校带来的种种问题远没有得到重视。

  2007年,她在广西瑶族山区的一所寄宿制村完小支教。上课时,有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。梁晓燕心里疑惑,但没动声色。没过多久,又一个孩子站起来。下课后,她问孩子为什么,孩子不说。问班主任,回答是怕学生犯困,允许他们随时站起来。她惊讶得很,因为那只是上午九点。

  后来她才知道,这是贫血的典型症状。2008年11月,陕西省66个农村寄宿学校的4157名四年级学生受检后发现,贫血的有938名,贫血率达22.56%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是,寄宿生的贫血率高于非寄宿生4个百分点。

  进行这一检测的是“农村教育行动计划”(REAP)项目组,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、西北大学(微博)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合作进行。

  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史耀疆教授介绍,除了贫血,项目组在对陕北、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44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样本跟踪后发现,样本区非寄宿学生的身高,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5厘米,而寄宿学生的身高,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。另外,由于长期营养不良,寄宿学生与非寄宿学生之间的身高差距,由一年级的1.3厘米增至四年级时的3.5厘米。

  一份北方山区寄宿小学的冬季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:6点半起床、早操、清洁,7点10分晨读,8点15分第一节课,9点早饭,10点起继续上课,直到下午4点10分,晚饭。一天只有两顿饭,早饭是小米汤加馒头,晚饭是加了土豆、南瓜或者大白菜的面条。

  因为很少吃肉,山西石楼县小蒜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刘丽霞对肉感到恶心,7岁时妈妈做了次炖肉,她尝了一口便立刻吐掉,她的同学中有不少已完全吃素。

  有的寄宿学校没有食堂,学生们不得不自己背着柴火和干粮,租用校外小灶自己做饭;有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寄宿,因为不会穿脱衣服,便和衣而睡,一星期不换洗;宿舍没有取暖炉,厕所没有灯,尿床后没有人管;学生们喝生水,甚至不洗脸不刷牙

  杨贵平认为,孩子离家住校,最严重的是孩子特别是女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。她看到许多学校没有住宿管理员,由老师兼任,多是男老师,男女生隔墙而住,门窗破烂。“尽管没有确实的案例,但我相信,对女孩的性骚扰绝对存在,甚至可能相当严重。”

  2005年11月,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寄宿学生拥挤踩踏事故,导致8名小学生死亡;2006年12月,山西省蒲县蒲城镇南耀村小学6名寄宿小学生,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。两年后,陕西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学校又有11名女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没有生活老师、没有课余活动安排,有的学校连寄宿必需的生活条件都没有,只是为了应对撤点并校后生源增加便匆匆招生,最终造成缺乏营养与安全的寄宿生活。

  心灵饥渴的孩童

 

  首都师范大学(微博)晨曦社的33名大学生,在2011年春季学期来到山西省石楼县支教。

  一位叫慧慧的六年级女生很快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注意。第一天,慧慧热情地拽住他们的胳膊不放,但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,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。每天,她还是照常到校,但不进教室;下课后,她也不回家,在村里游荡。

  到底为什么?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析,左想右想,好容易才想出,可能是上课时,一个奖励没有及时发给她,让她受到了“伤害”。

  在甘肃成县,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(微博)派驻的驻校社工们则发现,从小学五年级开始,孩子们反映最多的,居然是情感、恋爱问题。一个五年级的女孩,在信中表达她对“小三”的仇视。他们与老师讨论,老师的回答很简单,这是亲情饥渴症。孩子们从小与父母分离,格外需要寻觅另一段让人感到安全的亲密关系。

  然而,无论是亲近还是愤怒,这些缺乏管束的孩子,始终缺乏分寸感,常常是一点小事情,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。比如,甲拿了乙的铅笔,乙就拿椅子砸甲的头。对于前来驻校的大学生们,孩子都贴身陪伴,无视老师们对私人空间的要求。

  敏感、冲动、恐惧、孤独、对人焦虑、学习焦虑,这些都是农村学生,特别是留守儿童、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。2008年4月,REAP项目调查发现,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,9.3%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,2.7%较为严重。

  这些问题学生中,一半以上有学习焦虑——恐惧考试,学习不安心,过分关心考分;12.1%的学生带有身体症状,如在极度焦虑时,会呕吐、失眠、小便失禁、呼吸困难、喘不过气、出虚汗、头晕等。

  与非寄宿学生相比,寄宿学生的学习焦虑更强烈。同时,也更加自卑及怀疑自己,更焦虑和易于失眠,更易于冲动,等等。

  “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,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。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?”梁晓燕说,“有时候,想想未来就后怕。”

  负重的家长,空白的农村

  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教育财政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,还是县乡村三级教学,县乡两级管理,重心在乡镇。因为乡镇财政薄弱,当时还在东北师范大学(微博)任教的袁桂林教授,调研时遇上最多的问题是校舍安全和拖欠教师工资。

  2001年,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,并提出,“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,由地方政府负责,分级管理,以县为主的体制”。

  管理重心由乡镇提升到县一级,其实是农村税费改革后、乡镇财力更加薄弱的必然结果。

  以县为主后,校舍安全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,新问题却又出现。“这么多教学点管不过来,这就要求撤并。最后,确实是缩短了战线,减小了开支。”袁桂林说。

  2008年8月,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进行了一项比较调研。以30年投入资金为单位,按2007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为依照,如不撤并,全县186所小学共需投入26亿3千余万元;撤并后,生源聚集,效益提高,教职工相应减少,投入也随之降低为21亿3千余万元。也就是说,今后30年可以节约资金约5亿元,平均每年节约1000余万。

  杨贵平并不赞成这样的算法。她认为,很多隐性成本只是转嫁到家长身上。

  根据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河北省青龙县的调查,在村小上学,在家吃住,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。撤并后,食宿费、交通费、零用钱,每年高达2000元。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,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。

  本来,学校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中心,乡村教师往往是备受尊重的文化人,他们不仅教育孩子,还是成人咨询、受教的对象,过年写对子、帮忙看说明书、修电视,甚至解决争端,都需要他们。但随着村里学校消失,孩子和家长外出,以及农民工的迁移,村落成了老人和困难人群的聚集地,文化活动也由于人口锐减而基本停顿。

  “可以说,农村文化教育机构、文化人的存在,是人们的精神寄托。如果村里没有学校,人们会在心里对文化教育产生疏离感。这是可悲的。”袁桂林说。

  在杨贵平看来,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。国家统一课程基本不涉及地方文化、特色生活等,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就要脱离家庭和乡村,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子,保留民族特色,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  “我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,”杨贵平不禁为中国的乡村前景感到担忧,“乡村凋敝、孩子变成城市农民工,或者没有职业、住在大片的城市贫民窟——我看到的,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模式。那么中国,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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